平遥古城的历史修补,明朝11次,清朝15次,民国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3-23 15:30

现在有些资料,按旧《志》“旧城狭小,东、西二面俱低,周宣王时(前828年—前783年在位)尹吉甫北伐猃狁,驻兵于此,筑西、北二面”,说平遥城始建于周宣王时,且周长“九里十有八步”,这种说法是错误的。

《诗经·小雅·六月》中说尹吉甫“薄伐猃狁,至于大原”,因大、太相通,南宋朱熹便认为是“太原府阳曲县”,误。明末顾炎武在其《日知录》中作了辨析,“古之言大原者多矣。若此,是必先求泾阳所在(侵镐及方,至于泾阳),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:安定郡有泾阳县,开头山在西,《禹贡》泾水所出……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……计周人之御猃狁,必经泾、原之间。若晋阳之太原,在大河之东,距周京千五百里,岂有寇从西来,兵乃东出者乎?”

言之凿凿,尹吉甫北伐的路线明确了,并未到过今山西太原,自然也到不了平遥。而且那时的平遥,根本不存在任何行政单位。

那么,下面有必要说说现在平遥城的位置,始自何时。旧《志》记载“北魏奄有并州诸地,徙置汉平陶县于今县境内,改陶曰遥,京陵省入焉,别置中都于今榆次县境”。因北魏太武帝名焘,同音避讳而改称“平遥”。按:拓跋焘于常泰八年(423)十一月初九日继位;次年(424)改元始光。从以上记载看,太武帝时的平遥县城,应就在今天的位置。当然,有待于更有力的资料佐证。而城周“九里十八步”,出自约撰于明隆庆四年(1570)的《岳侯增修城池碑记》:“遥邑肇建唐虞,界域并汾,始名平陶,后魏改为平遥。城趾周匝九里十有八步,城门东西各二、南北各一,岁久易湮,渐为崩圮。”确实与否,也有待考证。

所以说,平遥城墙的历史,最早只能从北魏太武帝前后算起,距今约一千六百年。以往的资料缺乏,谨据光绪《平遥县志》的记载,将明清两代修补城墙的大略情况作一梳理。

明洪武三年(1370)重筑,周围十二里八分四厘,崇三丈二尺,濠深广各一丈,门六座:东西各二、南北各一,后建敌台窝铺四十座;

嘉靖十三年(1534),因河冲城角,十九年(1540),举人雷洁、监生任良翰督率筑完,得免寇患;

四十一年(1562),知县张稽古因寇犯边,急砌砖墙,更新门楼,各竖匾题,士民颂德,立碑于县仪门外左(详见《张侯修城碑记》,与《县志》所载时间稍差:经始于嘉靖四十二年(1563)二月,告成于四十三年(1564)二月);

隆庆三年(1569),知县岳维华增敌台楼九十四座,俱用砖砌,仍于六门外创吊桥,立附城门,佥夫防守各垛口,设团总官四员督之,其衣装、盔甲、火器、火药、铅子、弓弩之类,无不备具,教场内立碑纪焉(详见《岳侯增修城池碑记》);

万历三年(1575),知县孟一脉用砖石包城四面,视往倍固(详见《孟侯新甃砖城记》);

万历二十二年(1594),知县周之度申请抚按巡查,动本县民壮修筑东、西瓮城者三,皆以砖石。自是金汤巩固,保障万年矣。

康熙二十三年(1684)七八月间,因霪雨损坏,知县奉天黄汝钰捐俸补修,屹然完固,共计城墙二十五丈,城垛一百二十三堞;

三十六年(1697)六月,补修下东门北外城小楼一座;本年六月二十八日,补修上东门外南城六丈余;

光绪《平遥县志·城池续编》记载:县城自康熙四十五年增修补筑后,百数十年来,未经修理,以致墙垣坍塌,敌楼倾圮,濠桥填塞,几无影无形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),邑侯刘公(刘叙)莅任,预防发逆,即邀董事诸绅捐赀重修,遂于是年十月兴工。东、西、北五门,悉仍旧基补筑,惟南门加高数尺,四隅敌楼亦较旧制而高广之,其余照旧数重建之。环城挑濠,深如旧度,而加以宽,砌石桥七道,又于下西门北面添修水闸一道,于各城外置灰厂一处。沿濠栽植杨柳。咸丰六年(1856)冬,工始竣,工料之费十二万缗有奇(《平遥县筑城开河记》)。按:冀唐封《平遥县修城开濠记》载,庚戌(1850)春,刘叙莅任,七月十三日卒,城工尚未兴;继任李国瀛,“方匝月,遽去”;继任万逢时实主其事,咸丰六年离任;继则长惠署任;落成于六年冬,时任知县刘登云。故《记》云“官经四任,序易六年”;

同治六年(1867),六城上增建炮台各一座,每置大炮三尊,迄今三十年来,环城濠道渐形壅塞,而惟西、北两城为最,夏秋水涨,并西村渠溢,往往汎流入城;

光绪六年(1880),又濬之;北城士民复捐赀疏瀹北面城濠。自是金汤永固,保障万世矣。

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前的修补:仅见郭诚《古城说古》中提及,“(1937年)“七七事变”前,平遥城墙随时修补。修补费专款专用,不准挪作别用。管理人员是南城的冀桂攀,认真负责,城墙上常是完整平坦。自行车在上面行驶,就如上了公路一般。”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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