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朝历史:四川的

 新闻资讯     |      2020-01-01 22:55

明代地方一级,各府、州、县皆立学校。府学置教授一人,训导四人,州学置学正一人,训导三人,县学置教谕一人,训导二人。这些学校都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,明朝初年,它们大多经历了一个恢复阶段,有的地方,还在以后的时间内,不断地进行培修和扩充。成都府学以及成都、华阳、双流县学,都是洪武年间重建的,其中,双流县学又在永乐、正统、万历时,三次扩建。

汉州儒学,恢复于洪武时期,同样在正统、天顺、成化、嘉蜻、天启时期,进行过多次扩充和修葺。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也有发展,龙安、雅州、马边、雷波等地,都先后建立了儒学或者社学。学习内容以“四书”“五经”为主。各级学校都面向科举制度。科考是封建国家选拔人材的主要形式,也是知识分子进入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。科第兴衰还成为地方文教是否昌明手机硅胶套的重要标志。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,兴办学校也就成为了“有司之首务”。

但是,封建国家并不专门提供学校的建设资金和教育经费,学宫傣禄在本地正供收入内开支,其余支出,基本上要依靠各地自筹。万历六年,成都知府耿定力重修府学,经费“大半出耿侯体钱,而父老子弟响方慕善,任劳宜力者,咸激于侯之义,故财不拙公格”。嘉靖时,扩建新都县学,“食不出于头会,泉不出于口串”,而是来自所谓“罚钱”。综上可见,一为地方官捐体,二为挪用罪犯缴纳的赎金,三为本地士绅资助,这就是明代地方教育经费的三个主要来源。捐体的目的在于倡导,挪用的对象也不一定都是赎金,但必须属于正供以外的其它项目,实际上,这两者的数量都是有限的,所以,本地士绅的资助才是支撑地方教育事业的最主要的物质基础。关于学田,明代似乎并没有普遍的设置。

在官学之外,从宋代开始兴盛起来的私学组织书院,也发展很快,故明代四川的大多数府、州都有书院的设立。它们的经费来源,和官学的情况基本上相同。但在办学的风格上,书院却有自己的特点。明人李长馥《修子云书院启》指出,书院“多以名赞遗址为之。其在蜀者,如北岩、紫岩、青莲、金华数书院,皆名人遗址”。其它如成都锦江书院,即系文翁石室故地。选择这些地方作为书院院址,一方面是为了表彰前贤,另方面是为了鼓励后进,这本身就包含了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书院的规模,一般包括讲堂、藏书楼和宿舍,还辟有祭祀的场所,供奉与本地有关的著名学者和其他圣贤人物。四川各地书院的教学情况,由于缺乏资料,不得其详,但时人认为,“书院之建,非制也”,这就说明,它不是国家正规的教育机关,而是私人的讲学组织。书院的山长不由上级任命,而是通过聘请产生的。官学在事实上已经成为科举制的附庸,要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管辖,而书院在体制上比较独立,学术空气也要浓厚一些。据耿定力《大儒祠记》: “万历丁丑(即万历五年),故相张江陵尽毁宇内书院,毋使诸生聚议。”四川的很多书院也同时道到查禁,从上面的事实看来,至少有一部分书院的办学精神比较开明,内部的学风也比铰自由,所以明代书院的动向是一个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课题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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